延安，杨家岭枣园的为人民服务广场。77年前，毛泽东就是在这里，在一个战士的追悼会上发表了一次影响深远的演讲。【字幕】摘自毛泽东《为人民服务》：“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1944年这场追悼会送别的是战士张思德，中央警卫团的普通一兵。他没有牺牲在硝烟弥漫的战场，而是倒在烧炭的窑洞里。张思德是个入伍12年的老兵，去烧炭是他自己的选择。此时，为减轻根据地老百姓负担的大生产运动已经持续了5年。在随后开始的精兵简政中，张思德的职务也从班长调整为战士。张思德曾对战友说：“当班长和战士都是革命的需要，只是职责不同，但为党工作是一样的。”1944年9月5日，炭窑在大雨中崩塌，年仅29岁的张思德被埋在坍塌的窑洞里，不幸牺牲。3天后的下午，毛泽东亲笔题写了“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词，超过了1000人聚集在枣园沟口的广场。这场追悼会不只是为一个普通的战士有一次肃穆而隆重的送别。【字幕】摘自毛泽东《为人民服务》：“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算是死得其所。”一周后，延安《解放日报》头版报道了追悼会上毛泽东的讲话。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对为人民服务的完整阐述。在此后的岁月里，“为人民服务”被毛泽东在各种场合一次次反复提及，并最终成为全党上下共同遵循的根本宗旨。【字幕】档案：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年份：1928年，特征：手写、毛笔“捆铺草，上门板，买卖公平，言语和气，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这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原始版本。1927年10月，秋收起义陷入危局，接连的伏击让起义部队支离破碎。刚从敌人的包围圈中冲出来的士兵又累又饿，面对突然出现的红薯地，一些战士一拥而上，连泥带苗拔出农田里的红薯。及时制止了这一切的毛泽东发现一个问题：这支部队如何与老百姓相处？10月24日，部队行至荆竹山，毛泽东登上空地处的雷打石，聚拢大家说：“我们就要上井冈山了，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没有群众的支持，我们难以立足。我给大家宣布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字幕】“六项注意”：捆铺草，上门板，言语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就这样，“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成了中国共产党与老百姓的第一个约定。从“三大纪律”到“六项注意”，再到“八项注意”，这支纪律严明、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的军队用行动渐渐赢得了百姓的信任。【字幕】档案：关于监视汝城敌人的活动及行军前进之部署，年份：1934年，特征：手写、钢笔1934年10月21日，长征中的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突破了国民党的第一道封锁线，经江西崇义迅速向湖南汝城方向挺进。强攻了三天之后，仍无法突破封锁，决定放弃进攻汝城，改为监视和钳制。11月3日，面对强敌，红军被迫停下长征的脚步，在沙洲村驻扎修整。长期的战乱，让当地百姓对军队心怀畏惧，许多村民都躲到了山上。徐解秀因为刚刚生产还在坐月子，只能带着孩子留在家里。但她很快发现，这支部队既没抢东西，也没伤害村民。徐解秀警惕而紧张的心情渐渐放松下来。红军到来的第三天，徐解秀为在屋外躲雨的三个女红军打开了家门。让徐解秀意外的是，当看到床上只有一块破棉絮时，红军女战士拿出唯一的行军被，给她和孩子御寒。短短几天的相处，徐解秀从一点一滴间真切地感受到红军是穷人自己的队伍。更让徐解秀没想到的是，三位女红军战士在临走前特意拿出了那条被子，一定要留给她们母子。【字幕】摘自《当年赠被情谊深，如今亲人在何方》：“天底下哪有这样好的军队？她们要跋山、涉水，风里来雪里去，我哪能要她们的被子？可是她们不依！”见徐解秀不愿接受被子，一位女红军索性将行军被对半剪开，对徐解秀说道：“大姐，这一半你就收下吧！等革命胜利了，我们还会来看你的！”50年后，1984年11月14日，《经济日报》头版刊登了一则特殊的寻人启事。这是记者罗开富在湖南省汝城县沙洲村的所见所闻，也是一份跨越了半个世纪的牵挂。【字幕】摘自《当年赠被情谊深，如今亲人在何方》：“三位女红军都是二十多岁，剪短发，长得也都好，请记者同志帮忙打问她们在哪里，请告诉她们：我一直想念着她们！”遗憾的是，虽经多方努力，也未能找寻到这三位女红军，而徐解秀在临终前仍不断叮嘱后人不要忘记帮过他们的好人。2016年10月21日，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广大党员干部讲述了长征路上半条被子的故事。【同期声】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三个女红军寄宿徐解秀老人家里，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字幕】档案：关于要求部队帮助群众下种的命令，年份：1942年，特征：手写、毛笔1942年7月11日，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发出这样一条命令：“各兵团首长，去年冬天下雪，今春缺雨，入夏苦旱，荒象颇严。”寥寥数语，便可见当时的严峻形势。在河南的国民党控制区行走了3个月后，身为《大公报》通讯员的张高峰这样描述饥饿的河南。【字幕】摘自张高峰《豫灾实录》：“卖一口人，买不回四斗粮食”“这幅凄惨的逃荒图，这饥饿的路程，使我真无胆量再向豫中深入了”“灾旱的河南，啃着树皮的人民，直到今天还忙着纳粮”。这一年，延伸至河南腹地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不仅要抵抗日军的扫荡，还要提防国民党军的蚕食，而持续恶化的饥荒更是雪上加霜。在多重压力下，根据地军民的生产生活极为艰难，忍饥挨饿的老百姓不得不靠吃树叶维生。于是，榆叶、杨叶，凡是能摘到的叶子，成了灾民们的口粮。【字幕】摘自老八路军战士赵福晨采访录：“一天两顿饭，每顿饭是三个二、三两重的树叶饼，吃不饱就多喝点野菜汤。为了不断顿，部队每天都要去采树叶。但一棵大树上的树叶仅够一个排39人吃上一天。”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地首先考虑的还是百姓的生存问题。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写到：“我曾要求军区政治部为此发了训令，部队所有伙食单位都不能在村庄附近采摘杨树叶榆树叶，要把它留给群众吃。宁可饿着肚子，也不与民争食！”旱情持续到七月，一场难得的雨水过后，聂荣臻和萧克紧急下令，要求各部迅速帮助人民下种，争取时间免失农时。这条命令写得动情且恳切。【字幕】摘自关于要求部队帮助群众下种的命令：“要知一滴雨不仅一颗粮食，一滴雨即一条生命。当此敌人严密封锁、全军自力更生、年成之收歉（欠），乃根据地之存亡问题，望各部队切实执行为要。”一道电令，一个患难中的缩影。晋察冀根据地还要求边区人省下一把米、一升糠，积攒成为灾民的救命粮。聂荣臻在回忆录中清楚地记录着：仅1942年，各部队就节约出14万斤粮食、4万套军衣。同时开始的，还有深入每家每户的生产自救。在《晋察冀日报》的字里行间，就常能看到这样的事例：部队帮助老乡春耕；为灾民，子弟兵捐出了自己的一切。待到风吹麦浪，曾经干旱的土地孕育出的不单单是拯救生命的口粮，还有早已深深扎根于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为民情怀。而如此不同寻常的军民关系，也吸引着外界好奇的目光。【字幕】档案：毛泽东给林伯渠、董必武的电报，年份：1944年，特征：手写、毛笔“林董：美军事人员来延，请你们代表我及朱周表示欢迎。机场即日起开始准备，来延日期请先告知。”这份毛泽东亲拟的电文，是发给林伯渠和董必武的。一个由18人组成的美军观察组即将来到延安。1944年7月22日，第一批美军观察组成员到达延安，非正式的名字是“迪克西使团”。在这个小组内部，他们都喜欢“迪克西”这个名字。因为这个名字有一层意思是“太阳照耀的地方”，延安就是这样一个令他们向往的所在。与使团一起到来的，还有目睹过河南饥荒的美国驻华武官谢伟思。【字幕】摘自谢伟思《对陕北共产党根据地的初步印象》：“初来乍到者在延安看不到警察，也很少看到士兵。没有乞丐，也没有令人绝望的贫困迹象，衣着和生活都很简朴。除农民外，几乎每个人都穿同样普通的用土布缝制的中山装。在衣着生活或接待方面，我们看不到炫耀虚饰的现象。”来到延安一周后，谢伟思写完了第一份报告。他这样描述：“这里与重庆是另一个世界！”在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期间，毛泽东在张思德的追悼会上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讲。这些美国军官也开始注意到共产党与人民鱼水关系的特别之处。经过900多天与延安军民的近距离接触，美军观察组成员最终看到了一个充满阳光、孕育着希望的地方。【字幕】档案：《论联合政府》，年份：1945年，特征：印刷品【同期声】这是1945年4月至6月，在这里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美军观察组来到延安后不久，中国共产党的“七大”在延安隆重召开。这次会议与“六大”已经相隔了整整17年。此时，抗战即将胜利，党员人数也由抗战初的4万人发展到了121万余人。在“七大”会议上，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在这篇四万一千多字的报告里，409次提到了“人民”，在与会的755位代表心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毛泽东反复地强调：“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行动言论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同样在七大会议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写入党章，并在总纲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这是对过去24年中国共产党不断走向成功的经验总结，也将成为这个政党走向未来的重要使命。1945年是转折之年。5月，欧洲反法西斯战场的硝烟散尽；8月，日军无条件投降，二战就此终结。毛泽东在《1945年的任务》一文中用了这样的表述：“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也是在这一年，新一轮围绕土地制度的变革已经在各大解放区悄然开始。【字幕】档案：《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年份：1946年，特征：手写、毛笔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同期声】党中央发布“五四指示”，决定将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农民热烈拥护党的土地政策；烧掉束缚我们的卖身契，让封建制度……从井冈山根据地建立到彼时，围绕地权的变革已经进行了数次。在“五四指示”颁布后的一年多里，全国各解放区数千万农民通过各种形式获得了土地。但“五四指示”并没有宣布彻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各解放区还有三分之一的地区没有解决土地问题。此时，解放区最广大的农民对于拥有自有土地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作为回应，1947年5月，刘少奇、朱德率中央工委来到平山县。7月，在平山县西柏坡恶石沟边上的一个小打谷场上，刘少奇主持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以解决土地改革不彻底的问题。1947年10月10日，《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实施，前四条写了四个“废除”：“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乡村中在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债务。”而这四个“废除”的最终目标，则是“实行耕者有其田”。这是一份彻底消灭农村封建剥削制度的纲领性文件，也是中国共产党完成中国革命的根本任务的重要一步。《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三个月后，来自加拿大的人类学家伊莎白·柯鲁克和她的丈夫戴维·柯鲁克前往河北省邯郸十里店考察土改运动。他们细心地发现，解放区的人们创造了不少新词，而几乎没有比“翻身”这个词更能表达这场革命的实质。柯鲁克夫妇这样描述这座村庄的土地改革：“在个人与社会的这场变革中，农民最关心的是土地改革，共产党人着手改变中国旧的传统土地关系之日，也就是开始改造整个中国社会之时。”1936年，毛泽东就曾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过：“谁赢得了农民就赢得了中国，谁解决了土地问题谁就赢得了农民。”1949年元旦，山东荣成瓦房庄村的全体村民给毛泽东、朱德写了一封短信。信中说：“改革了土地，我们得到了丰衣足食的生活了。现在我们的后方工作都已做好了，担架民工都英勇地急着出发。”在淮海战役结束后，陈毅曾这样感慨人民的伟力：“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这支人民军队在广大农民的支持下屡战屡胜、一路向前。然而，下一个考验已在眼前。【字幕】档案：《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年份：1949年，特征：印刷品1949年5月27日，解放上海的枪声在细雨过后渐息。清晨，上海市民打开门，发现潮湿的马路边上睡满了人。就这样，上海市民们在惊讶中第一次与解放军见面。一个多月前，渡江战役打响。解放军迅速击溃国民党守军，解放南京。不远处的上海，外国侨民开始逃离，机场、码头人满为患。上海市民不免担心，中国共产党将如何接收上海这座繁华的大都市。然而让人意外的是，解放军部队却在江苏丹阳停下了突进的脚步。20万大军驻扎郊外，5000多名干部从各地抽调而来，为的就是给顺利接管上海做足准备，其中一项关键内容就是整肃军纪。【字幕】《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无故不准打枪，不住民房、店铺，不准在街上吃东西，买卖要公平，不准在墙上乱写乱画。”这份名为《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的文件，是当时中央要求干部们学习贯彻的重中之重。几个月前。为了尽可能减少对城市中百姓日常生活的影响，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的陈毅特令城市政策组组长曹漫之起草了这则具体而详细的入城守则。但自从编写之初，“不住民房”一条就引发了不少质疑。【字幕】摘自曹漫之《会议接管上海前后的二三事》：“拿到部队去讨论，全部都接受，就是这一条不接受：‘不入民宅’。下雨怎么办？小雨可以，大雨怎么办？那时团长思想不通，大部分发牢骚，打仗打了一辈子，到了大城市，连屋子也不让进，下雨还躺在马路上。”【字幕】摘自《陈毅的非常之路》：“这一条一定要执行！说不入民宅就是不准入民宅，天王老子也不行！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送给上海人民的‘见面礼’！”而当这份入城守则上报中央，很快就得到了毛泽东的电报批示，只有八个大字：“很好，很好，很好，很好！”5月6日，中央军委正式发布《关于城市驻军不许住民房的通知》，用将近两千字的篇幅专门对“不住民房”这一问题做了详细说明。“不住民房”成为解放军进驻城市的一条铁的纪律。【字幕】1949年陈毅在丹阳召开的华东军区直属机关排以上干部大会上的讲话：“进入上海是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难关，是一个伟大的考验。”1949年5月27日，三野各部进入上海市区时，露宿街头的解放军战士便成了一道震惊世界的风景。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看到照片后感慨地说：“我这才明白，这支军队为什么能够打败美国武装起来的蒋介石数百万大军。”从“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到“不入民宅”，在不可逾越的纪律背后，正是一个政党在任何时期都经久不变的“制胜密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字幕】档案：毛泽东《送瘟神》，年份：1958年，特征：手写、毛笔1958年的一个深夜。65岁的毛泽东挥笔写就了两首七言律诗，题为《送瘟神》。在诗句之前，他写下这样一段话。【字幕】摘自毛泽东《七律二首·送瘟神》：“读6月30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正是那个让毛泽东激动难眠的消息。解放前，长江中下游地区血吸虫病流行极为严重，患者大多腹大如鼓、骨瘦如柴，年轻人失去劳动能力，妇女无法生育。在老百姓眼中，这是“自古以来的不治之症”。江西余江县方圆仅50里的蓝田坂地区就有三千多人因患血吸虫病死亡，二十多个村庄完全毁灭，一万四千多亩田地变成了荒野。1953年9月16日，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沈钧儒给毛泽东写信，反映长江中下游血吸虫病流行的严重疫情，引起毛泽东高度重视。在加紧做出工作部署后，毛泽东给沈钧儒回信写道：“沈院长，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1955年夏天，在杭州视察工作的毛泽东特意派人到城郊调查农民的生活情况。然而，调研的结果却让他寝食难安。毛泽东的卫士李家骥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字幕】摘自《党史纵横》：“毛主席说：‘我睡不着，你们这次去看，那么多孩子，那么多年轻人，那么多上了岁数的老人都得了血吸虫病，我们工作没有做好啊！’”从与各地负责人座谈到进一步的实地调研再到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短短几个月，毛泽东根据一手的调研资料提出：【字幕】摘自《党史纵横》：“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要消灭危害人民健康最大的疾病，防治血吸虫病要当作政治任务，各级党委要挂帅，要组织有关部门协作，人人动手大搞群众运动。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自此，声势浩大的防治血吸虫病的群众运动随即在各地展开。钉螺是血吸虫病传播的唯一宿主，彻底灭杀钉螺成为根除血吸虫病的关键。从1956年开始，在重灾区江西省余江县，3.6万多人投入灭螺行动。开新沟、填旧沟，开新塘、填旧塘，凡查出的病人、病畜也全部得到了治疗。经过2年的苦战，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向世人宣告：中国血吸虫病重点流行区域之一的江西省余江县首先消灭了血吸虫病。感慨万千的毛泽东为此挥毫创作了《七律二首·送瘟神》，并在后记中写道：【字幕】摘自毛泽东《七律二首·送瘟神》后记：“现在尚有一千万人患疫，一万万人受疫的威胁。是可忍，孰不可忍？然而今之华佗们在早几年大多数信心不足，近一二年干劲渐高，因而有了希望。主要是党抓起来了，群众大规模发动起来了。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1985年，中共中央血防领导小组公告：至1984年年底，全国已治愈血吸虫病病人一千一百多万，七十六个县（市、区）消灭血吸虫病，一百九十三个县（市、区）基本消灭了血吸虫病。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经历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人民再一次深切感受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中国共产党的永恒信念！【同期声】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在保护人民生命安全面前，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我们也能够做到不惜一切代价，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论在革命战争时期，或是和平建设时期，时代虽在变，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不变！【字幕】档案：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清样稿，年份：1951年，特征：印刷品在发表“为人民服务”演讲七年后的1951年，毛泽东亲手修改完《为人民服务》的清样稿，准备结集出版。在这份清样稿上，毛泽东精心修改了56处，小到一个标点符号、一个词，大到一段文字。这些细节的标注和字斟句酌的笔迹，记录着毛泽东对“为人民服务”内涵的又一次深入思考。在其后的岁月里，毛泽东多次题写“为人民服务”，场合虽不同，但意蕴不变。1967年，中南海新华门灰色的影壁上，覆盖上红色的底漆，背面写上了“艰苦朴素”，正面镌刻着五个大字：“为人民服务”。从那时起，这五个字便同飘扬的国旗交相辉映。这五个字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不变宗旨，也是每一个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和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