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回望延安》解说词脚本 （二）

延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解说】

1937年11月29日，延安东门外机场。

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伫立在凛冽的寒风中，等候着一架来自苏联的运输机降临。

33岁的王明就这样来到了延安。这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还有一个俄文名字：克劳白夫。

此时，全民族抗战已经爆发4个月。处在抗日最前线的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苏联的支持。毛泽东称王明等人是“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然而，王明从莫斯科带来的却并不是灵丹妙药。

【同期】徐焰 军史专家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经过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第二次国共合作得以实现，这就意味着，全民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但是在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后，共产国际一直有这么一个观念，就认为，国民党力量强共产党力量弱，因此抗战主要依靠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王明是从共产国际回来的，他一贯擅长于拉大旗做虎皮，所以把这个观念就传达到中国党内，好像还有了“尚方宝剑”。

【解说】

回国不久，王明就在“十二月会议”上抛出了“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指责党中央独立自主的正确方针。

【同期】秦利 国防大学教授

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在我们党内有着崇高的威望，王明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他回来以后在会上的讲话，乍一听似乎很有道理，而且很有蛊惑性，对会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少同志都表示认同或支持他的主张，甚至有的同志在会上还做了自我批评，而坚持正确主张的毛泽东却在会上受到了孤立。

【解说】

王明的一套理论，犹如在延河中投下了一枚石子，刚刚平静的延安再起波澜。毛泽东后来谈道：“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中间也遭过波折。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就是一次波折。”

一个政党，只能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它显然不是王明从国外照抄照搬来的“本本主义”，也决不是脱离了中国实际的“拿来主义”。

早在1931年，27岁的王明掌握了中共中央的实际领导权。他号召“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指责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是“山沟里的马列主义”。结果，“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惨败，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长征。

6年过后，王明摇身一变，从“左”倾又走到了右倾。

【同期】张志明 中共中央党校党的建设教研部主任

1938年3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依然坚持他的右倾观点，附和国民党“军令统一”“只要一个军队”的叫嚣，强调应该由国民党对军队实行统一领导，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解说】

毛泽东告诫全党：“1927年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引导了那时的革命归于失败。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该忘记这个历史上的血的教训。”彭德怀说：“假如真的按照王明路线办事，那就保障不了共产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绝对领导……”

平型关大捷不久，时任八路军组织部部长的黄克诚在第115师检查政治工作时发现，红军改编后，由于取消了政治机关和政治委员制度，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被削弱，军阀习气开始滋长，忽视群众利益、侮辱战士等现象时有发生。他建议恢复政治机关和政治委员制度。

毛泽东表示完全同意。随即，全军在团以上单位恢复政治委员制度，重新建立政治部（处）。之后，中央军委批准颁发了《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从法规上明确政治委员是党在军队中的全权代表。

已是深夜，杨家岭窑洞里依然亮着灯光。一个又一个漫漫长夜，一盏油灯陪伴着思重千钧的毛泽东笔走春秋，思索中国的前途和未来。毛泽东坚信，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必须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他更坚信，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只能诞生在中国的土地上。

【同期】贺永泰 延安大学政法学院教授

可以说作为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思想，正是在延安时期丰富和成熟的，其重要标志就是《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收录的159篇著作中，成文于延安时期的就有112篇，《毛泽东军事文集》6卷，1628篇文章中撰写于延安时期的就多达938篇。

【解说】

1938年8月，接替王明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稼祥回国，带来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竞争当领导人了。

在接下来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基本被克服。

然而，王明并不甘心。1940年3月19日，他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在延安再次出版。

王明再版这本小册子，实际上是再度挑战中央的正确路线。

根除错误理论的影响，显然不会一蹴而就。

万物皆有源。左、右两种错误路线的思想根源，就在于党内长期存在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如果不在全党彻底根除这些错误思想，不对每一名共产党员尤其是高级干部来一次心灵洗礼，前进道路上仍然还会遇到更大的挫折。

1941年5月29日，《解放日报》连续两天刊登中央秘书处一则征求文献启事：本处急需1930年九月、十月间《中共三中全会决议案》，及1931年《中央苏区党代表大会决议案》各一件，当以解放社出版之任何书籍，五本奉酬。

五本书的奉酬，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奖励，征集者的急切心情可见一斑。征集者之所以心情急切，是因为要编一部重要的书。这本书就是《六大以来选集》，而编这本书的人，正是毛泽东。

【同期】夏春涛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党委书记

据胡乔木回忆，毛主席如此重视这部书的编选是因为当时没有人提出，党内曾经存在过一条“左”倾路线，有的干部认为这条路线根本就没有存在过，把这些文件编选出来，白纸黑字说那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有了可靠的依据，就会清楚地看到，毛主席确实代表了一条正确路线。

【解说】

这期间，毛泽东的《农村调查》出版。这是他早期调查研究的成果。他在序言中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却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突出强调的主题就是实事求是。他还用一个生动的对比，给那些抵触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人画了一幅像：“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1942年早春，延河渐渐解冻，一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运动，在这个早到的春天开始了。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也是一次破除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艰难的抗战相持阶段开展整风，其目的就是确保党更好地肩负起领导全民族抗战的历史使命。

党的领导人带头调查研究。在深入陕北20多个村镇进行了长达一年的实地调查后，张闻天，这位曾留学莫斯科的党内理论家在他的《出发归来记》中深有感触地写道：“一切工作必须从客观的实际出发。”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1943年，中央党校新礼堂落成，毛泽东将亲笔题写的“实事求是”送给党校师生。这是中国共产党用血的代价换来的四个字。从此，被称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这四个字，成为中央党校的校训，成为全党遵循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历时三年多的延安整风，对于加强党的建设，增强党的战斗力，是一次成功的实践、一个伟大的创举，实现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的空前团结和统一。

化茧成蝶。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在全党全军深深扎根。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最管用的主义！

思想的火炬，照亮民族前行的航程；思想的光芒，产生改变中国的力量。过去如此，今天如此，未来同样如此！